2011年時薪28元的最低工資實施之後，食肆、小商戶倒閉潮的預言至今仍未實現，相反經濟持續向好，大小企業互爭人手，因而客觀認為最低工資好處遠多於壞處。不過這個預言只經過經濟狀況好這一次考驗。今年5月1日，最低工資時薪將會上調2元至30元，不少人估計今年環球經濟動盪，銀行、金融機構亦開始裁員。那麼經濟情況轉壞時，最低工資加劇倒閉潮、失業潮的預言最終會否成真？


「今晚，讓我們宣布，在這個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不應有任何全職工人活於貧窮中，我們將上調聯邦最低工資至時薪9美元。」美國總統奧巴馬於今年情人節前一日為國情咨文發言，提出將美國聯邦最低工資由時薪7.25美元（約56.55港元）大幅增加24%至9美元（約70港元）。《華盛頓郵報》引用一份大學的研究，顯示低收入家庭於子女由出生至5歲期間多賺3,000美元，該名子女長大後收入有機會比家長高20%，間接證明最低工資所引致的收入上升有助解決跨代貧窮。


然而我們的3位特首卻沒有這種氣魄與氣度。前任特首曾蔭權於去年出席立法會最後一次答問大會，被多名議員?責乘坐私人遊艇及飛機外遊，以及外訪期間豪花公帑入住總統套房，要求他引咎辭職。曾蔭權形容任期的最後3個月每日都很「淒涼」：「淒涼時刻，這三個月來差不多日日都見到，日日都聽到。」但他仍然強調：「我的確有開心的時刻，譬如當立法會通過最低工資，是我人生中一個極興奮的時刻。」最低工資於2011年實施後，2012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40年新高的0.537，跨代貧窮情況未得到解決。


工人特別『好恰』？

2011年5月1日實施最低工資前的社會討論，可謂滿城風雨。先是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聲言連22元也絕不能接受，最後索性提出最低工資最多20元，立即被人冠以「廿蚊張」之稱，出街被人投擲握皺了的20元紙幣；其後資方得悉「最低工資委員會」定出時薪28元後，大型連鎖食肆發出盈警、小商戶倒閉潮、引發更多人失業的預言滿天飛，但兩年過後，經濟好轉帶動下，大型連鎖店比以往更蓬勃，形成一個又一個「霸權」；小商戶被各「霸權」壓逼；同時失業率一直保持4%以下的偏低水平，青年失業率亦見下跌。李偉才於《信報》撰文解釋：「最低工資保障，也令工人工作時更有尊嚴更為專注（起碼他們不用做兩三份兼職以為生），結果是生產力提高而企業得以受惠。工人流動性的降低亦會減少僱主因為要頻頻招聘和訓練新人的成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在《明報》撰文指，從統計處的數據顯示，以1992年指數基數為100計算，直至去年年中，實質工資指數只是升到118.2，20年來只上升了18點；相反看看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以1999年基數100為準，私人零售物業租金指數在去年年中升至154.3，即是這些年來，資方經營壓力中，租金成本遠大於工資成本，為何資方仍要不斷提及當初的28元和未來30元的最低工資猶如洪水猛獸呢？「因為大老闆也是大業主，他們開鋪的鋪位的未必是自己物業，尤其是在商場的店鋪，但他們自己擁有的物業，也會因租金上升而獲利。」郭偉強在文章中表示：「其實，因為工人『好恰』，所以最低工資才成了經營困難的罪魁禍首。」租金加減是業主與租客兩者之間商議的結果，相反最低工資就能以輿論、公開會議的角力而將工資數額盡量壓低，以彌補租金上漲。


找方法替代勞力

最低工資的效果是滯後的，因為現時決定的最低工資水平，往往根據去年的經濟狀況和勞方的生活質素所判斷，而普遍來說，資方對勞工的需求在工資波動層面來說欠缺彈性的，資方不會因為工資水平下降而大幅招聘人手，或因工資水平上升大幅減省人手，相反資方往往以未來企業規模擴大或縮小而考慮人手增減，因為假設在任何情況上，沒有資方想聘用冗員。然而時間一久，資方就有時間尋找或「製造」勞方的替代品。


日前有報道指出，有飲食業因為最低工資，員工寧願賺取最低工資做一份較舒適的工作，也不願以月薪11,000元以上的「高薪」當洗碗工這厭惡性工作。某食肆老闆索性自己開設洗碗工場，收集食肆碗碟到工場清洗，烘乾、殺菌後運回食肆。開業只有一年半，已有40間食肆使用服務，連另一條快將投入生產?的訂單已爆滿。食肆使用該服務的成本比聘請洗碗工多15%至20%，但長遠來說可減少水費、排污費、勞工保險等，更重要的是可省卻招聘的煩惱。根據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業界現時欠缺大約15,000名洗碗工，而其他行業面對工資成本上升，亦會想辦法代替人手，所以長遠來看，最低工資的作用將會被資方所作出的應對而中和，增加失業率。因此有人將最低工資和「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這句諺語扯上關係也不無道理。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和研究助理吳祖堯在《文匯報》撰文指：「最低工資實施一年多，企業已開始嘗試以機器代替人手，例如電腦化自助點菜。一些中小企未必能負擔得起……機器替代勞工的過程雖然緩慢，加上現在經濟景氣，使我們容易掉以輕心，但歷史告訴我們勞力一旦被機器替代就不會回頭。」


事實上，由於最低工資的關係，低下階層勞工收入已追平，甚至超越未來中產的大學畢業生，扭曲了就業市場的平衡，因為一直以來，以學歷和勞力將就業市場一分為二：大學生憑知識，在就業市場佔據高薪和腦力的工作；低學歷的人則佔據低薪和勞力的工作。兩者之間，沒有相向的流動性。現在最低工資下的平均月薪可能比大學畢業生入職薪酬還要高，彷彿措施無理地向大學生「無形地罰款」，轉而交給低學歷的人，將大學生推向無可奈何的境地。



又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

美國傳統基金會國際經濟貿易中心主任Terry Miller表示，雖然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但因為政府推行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研究討論中），會降低經濟自由度。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顯示，香港經濟自由度分數一直下跌，由2009年的90分降至今年的89.3分；相反新加坡則由87.1分升至88分，兩地差距漸漸收窄，不少學者認為最低工資有違香港「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而「適度有為」地干預市場最終使自由經濟地位受損。然而需要明白一個城市並不是「窮得只剩下錢」，《論語》＜季氏第十六＞中，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一個城市的優劣很大程度要看其財富分配是否平均、生活是否安定，還有是整體市民的滿意程度，如果只顧保?「最自由經濟體」這「貞節牌坊」而忽略普羅大眾的生活，實是「齊心一意為市民」為施政口號的一大謊言。


亦有不少經濟學者對最低工資表示反感，他們認為當通脹來臨，電費、租金、材料費等成本也會增加，當最低工資進行檢討時會將通脹作為增幅的重要考慮，結果通脹與工資同樣上升，使資方經營成本上升，又要在服務和產品進行加價彌補；如果普遍行業經營成本上揚，又引發新一輪通脹，以及要求增加最低工資這惡性循環云云。不過要注意的是，增加最低工資只是引致通脹的其中一項因素，並不能將通脹原因完全歸咎於最低工資，相反最低工資跟隨通脹上升能夠提升低下階層的名義收入，短期做到消費力增加，相反有助推動資方經營。再者，最低工資上升使勞方的失業成本上升，工作亦得到比以往更合理的回報，可減低市民對綜緩的依賴，使就業市場重新活躍，降低失業率。


可能最低工資真的有助降低失業率，或只不過是經濟好轉的必然結果，總之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失業率真的處於偏低水平，當日倒閉潮、失業率飆升等危言聳聽的論調結果不攻自破，不過卻有說帶來另一個就業問題：就是不少資方將行業難以招聘員工的原因推卸到最低工資的壞處身上，說食肆、安老院、零售等行業的員工選擇拿取最低工資而轉職如保安等較輕鬆的工作，使行業人手欠缺情況更嚴重。可是，上述行業因為工作較辛苦，工時又長，如果以同酬的水平來看，員工很自然會選擇較舒適的工種，所以就算沒有最低工資，這些行業從根本上就要提供比其他行業更高的工資和福利以挽留人手，以防就業市場傾向另一方傾斜。當然，不排除有人寧願「炒散」，或只求領取最低工資過生活，但於現在失業率偏低、勞力供應不足的情況下，跨行業互相爭取人手是無可避免的事。現實，可能就如李建元在《公教報》撰文所述：「資方必然表示不滿，因為就算只加一毫兩毫，也令成本增加，如意算盤當然是『賺到盡』，不要說加，最好是減，甚至不用支薪。就因為資方要『賺到盡』，所以『賺少個崩』就立即變成『經營困難』，經濟不好時僱員減薪凍薪『共渡時艱』，經濟轉好賺錢則表示憂慮『不明朗』因素拒絕加薪，賺錢再多也嫌少，一講『分享成果』立即裝襲扮啞！」這正是所謂的「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最低工資「妖魔化」

最低工資這個概念並非在香港這個石屎森林?爆出來，而是歐美各國在一、二次大戰後，因為大量軍人回復勞動者身份，工人供過於求而導致工資遭剝削，各國為了保障他們的收入而建構起來。在這幾十年間，歐美經濟並未因為最低工資而使經濟增長失去動力，相反他們的生活質素日益提高，收入維持世界高水平。


可是，某些經濟學者卻本末倒置，說西方國家的最低工資高，結果引致工廠外移，產生大量失業大軍，並說西方國家某些工種如餐廳侍應等不能外移，工資引致經營成本的上升最終轉嫁給顧客，以解釋西方國家的人很少外出用膳的原因。姑勿論西方人是否喜歡在家下廚，西方將大規模生產工序，移至國內外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已是幾十年來的事，一來可為企業節省成本以保留更多資金在本地作高增值的研發工作；二來不斷提升的學歷亦不配合低技術的工作，人們卻錯誤地將最近單一性的歐債危機引發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的現象，穿鑿附會地扯到一直存在的最低工資頭上，搞不清最低工資對就業保障的失效是經濟不景下的惡果，而非導致經濟不景的原因，反而倒果為因，將最低工資「妖魔化」。事實上，根據統計處於去年5月至6月間進行一項《二○一二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顯示，香港四大低薪行業的時薪中位數中，物業管理及保安、清潔服務業的31.1元，至飲食業的35.2元，以及零售業的38.5元，均已超過將會在5月1日實施的30元最低工資水平。可見，現時最低工資確保就業市場議價能力低的勞工能夠得到較合理報酬之外，資方其實有能力付出上升了的工資成本。


經濟不景的計時炸彈

政府預期今年通脹達4.5%，而根據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調查發現，今年企業的加薪幅度平均是4.4%，但是當最低工資在今年5月1日，從2011年訂下的時薪28元上升至30元，最低工資升幅只有7.14%，如以年率計算，實際上只有3.5%，其實已遠遜於通脹和其他打工仔。在經濟好轉的情況下，企業能夠與員工分享經濟成果，為何說加兩元的最低工資卻令企業難以承受？難道真的如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所述，工人特別「好恰」？


然而還需要認清一個事實：租金成本是市場供應和需求平衡下的結果，若整體租金過高，租金便會因沒有人承租而回落，一切經過「無形之手」的自然調節。但是最低工資訂立後，是法律與社會的共識，不能暫時透過減薪以靈活調節成本，以擴張或縮小企業規模。事實上最低工資始終易加難減，現在經濟狀況不俗猶自可，如經濟不景，在一般工資、租金等成本下降，最低工資就像哽在咽喉的一根骨頭，嚥不下、吐不出。正如曾錦銓在《大公報》的專欄所指：「假如香港經濟面臨滯脹（即經濟增長放緩時仍有通脹），那麼是否仍要上調最低工資？甚至，最低工資是否一定與消費物價指數掛?？最低工資實施已一年多，社會仍未充分討論這些問題。是時候擺脫『叫價式』的爭議，各黨派宜實事求是去看待最低工資問題，並為市民展開有深度、有建設性的討論。」最低工資是世界的大趨勢，香港在兩年前立法已是非常落後，不過為廣大基層勞工?想之時，更要探討經濟動盪下最低資工所產生的副作用，才稱得上為港為基層，亦是為當年力倡立法，以及向選民、勞工負責任的表現。亦如李甘樹和吳祖堯在《文匯報》另一篇文章所指：「低技術工作的替代性高，在經濟衰退時低層員工容易被替代，勞工政策推高他們的工資則令此情況更惡化。社會需要幫助低收入勞工，但不應以增加最低工資達成，否則就如溫水煮蛙般，青蛙因為開始時水溫的舒適沒察覺危險，直至發現無法忍高溫時，已經沒法逃脫，在水中熱死。」經濟不景，其實是真正考驗最低工資的時候，如何在事前拆掉這枚炸彈才是「兩年一檢」或「一年一檢」中最重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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