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話香港人充滿奴性，老闆說一，打工仔不敢說二，位置上往往是老闆在上，壓在打工仔，一層壓一層。然而在3月28日的碼頭罷工事件就把這個關係壓爆了，前?的工友在工會的帶領下走出來，以罷工回應剝削，證明打工的需要老闆發的薪金生活，老闆何嘗不靠員工的辛勞而賺得利潤呢？


今次職工盟屬會香港碼頭業職工會在罷工的角色中一支獨秀，說明它與其他兩大工會的分歧，更重要的反映工會與資方間的鴻溝有多嚴峻；政府的角色又有何重要。


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走到中環長江集團中心與中國銀行大廈之間花園道的高架行車橋底。這時正在駐紮那兒的碼頭罷工工友精神抖擻起來，待何偉航用大聲公說了一句：「各位兄弟，行動了！」幾十名工友振臂一呼，將紅色頭巾綁在額前，或繫於手臂上，隨?何偉航的步伐從陰暗的橋底踏向猛烈的陽光下。一個個額前紅巾印有「工人大團結」、「抗爭到底」、「罷工！」的工友越過馬路，和其他工友驟集於長江中心底下，與改畫成魔鬼模樣的李嘉誠頭像對峙。


「李嘉誠，還錢！李嘉誠，還錢！」在何偉航的帶領下，工友手拉手包圍?長江中心。然而走到高架橋上，從?闊的視角觀看，和能與天比高的長江集團中心相比，工友們彷彿是圍?巨獸的一群螻蟻，只要巨獸提腳一踏，就能震散蟻群。


工作與收入失衡

這次罷工工潮爆發時間是3月28日，葵青貨櫃碼頭外判工人不滿1997年以來薪金有減無增，連續工作24小時只得1,300元，名義收入甚至還要比1997年的1,480元低13%，而且工作環境異常惡劣，繁忙的工作量只容許工友在塔機、龍機上食飯以及大小二便。猶如差利卓別靈諷刺工業革命期間，工人工作苦況的默劇在21世紀從新上演，再由工會、傳媒為抗爭配音。然而辛勞與薪金下降並非罷工的惟一原因，更深入的問題是工作與收入極度不平衡。根據碼頭業職工會的資料顯示，碼頭工友的平均月薪是20,000元，數字上雖遠比香港的工資中位數12,000元高，但他們工作時數每月達360小時，遠超於一般打工仔的195小時，因而計算出，碼頭工人的時薪只有55.5元，比工資中位數的61.5元少。再者，罷工的工友全為外判工，而外判部分工作的原意是公司在某工種上欠缺人手，於是透過外判工作來維持公司運作正常。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本身有能力亦擁有所有前?碼頭工種，卻引入外判公司以減少淡季維持員工數量，同時確保公司本身在碼頭上擁有一定的運作能力。從資料顯示，外判工的時薪只有60元至71元的時候，HIT直屬員工比他們高一倍。對於這些薪金低和工作時間過長的指控，HIT董事總經理反駁指，1997年至2007年薪金確實下降，下降了12%，但其後至2011年薪金已回升，有26%增幅；HIT母公司和黃的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則回應指：「大佬，21世紀，我叫你做24小時，你也不願意，當然要自願才肯做。我兒子每天工作20小時，為甚麼？你猜想有人逼他做嗎？他自己要做而已。對嗎？哪有人可以逼別人工作24小時？」


究竟薪金是多是少；有沒有人被迫工作無停手，勞資雙方由始至終自說自話，但無論如何，社會的反應就像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對記者所述：「很多人透過支援工人來發泄，以及這是一個道德的力量，有道德的訴求。」因此自從3月30日「碼頭工人罷工基金」成立後，各界的捐款至今已經超過800萬元，足夠罷工期間給工人支付罷工生活津貼，所得到市民的支持可說是香港工運歷史以來最大的。


工運社運化的萌芽

傳媒只顧報道工友的辛酸，好像忽略了報道HIT的盈利其實有多少，如果盈利低，工友還要嚷?加薪就欠公道了。徐家健在《信報》撰文指：「受到希克斯（英國經濟學家John Hicks）的?發，當代解釋罷工的經濟理論，是基於工人對公司利潤的資訊不足。工人懷疑老闆賺大錢，於是透過表面上害人害己的按章工作、甚至罷工行動，來試探老闆是否有加人工的本錢。」並指出工人對公司的利潤愈清楚，出現罷工的機會就愈低。那麼，到底HIT是否賺大錢呢？


根據經濟學家林本利在《壹週刊》的文章指出，由2005年至2011年和黃二次透過出售碼頭業務，作價合共1,097億元，獲利739億元；而且雖然和黃過去多年未有特別將本港港口業務營運狀況作獨立披露，但據《明報》報道，和記港口信託公布的業績去年達57.2億元，比2011年的46.18億元上升23.9%。續林本利的文章所指，本地大財團其實在深圳亦有投資貨櫃碼頭，並於香港收取高昂的碼頭處理費讓大量貨櫃業務流失至深圳港口。「很多貨櫃不來香港，便到李嘉誠在中國南部其他港口，對李嘉誠的損失不是大得那麼緊要。」對於李嘉誠在2008年所說20年內毋須興建新的10號碼頭，成名認為是他想保持在碼頭業務的壟斷：「其實有這個需求的，但他反對，不興建新的碼頭，貨櫃就會去了別處，部分去了南中國，一樣落到他的口袋中。」


壟斷不只見於碼頭上，在市民眼中，李嘉誠等同「李家城」，由用電、地產、電訊服務、日常購物等均是深刻而廣泛的市場壟斷，造成市民無處逃逸的「霸權」。社會大眾藉?是次罷工工人於機械上食飯、排泄的苦況而將控訴上升至道德批判的層面，再向下斥訴一切有關李嘉誠所持有業務的壟斷與對員工的剝削，滋養了「工運社運化」的萌芽，再透過左翼21、學聯、社民連等團體發酵，昇華至市民與李嘉誠對抗的對立面。



香港其他工會

從今次罷工事件可以窺見，香港存在?3大勞工聯會組織，包括工聯會、職工盟和勞聯，而領導罷工的是職工盟。「這三個集團工會彼此之間都是明爭暗鬥，意職形態和政治立場都不同。」身為政黨政治、公共管治方面專家的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統籌宋立功向記者說：「工聯會和勞聯在頭一段有參與和HIT的談判，後段見到職工盟如此威猛，不敢與之競爭，保持沉默，最後只有職工盟出來與和黃鬥。」並表示聯會間互不統屬，實存競爭的關係分化了4,000多名碼頭工人聯合起來與李嘉誠鬥法的可能性，預測否則和黃有機會要向全面罷工屈服，工潮迅速解決。相反，2007年的紮鐵工人罷工事件，縱使工會間暗存有爭鬥，但整個紮鐵行業以香港建造業紮鐵職工會為代表，而對手是單一的香港建築紮鐵商會，背後的建築公司多而零散，不如和黃般有權有勢，所以在歷時達36日的罷工行動中，以條件日薪860元和8小時工作天達成共識，但所得的市民支持遠不及是次碼頭罷工。


除了勞動工人的工會之外，專業行業工會，如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等亦屬工會組織，主力認證會員的執業能力和仲裁會員的職業操守，極少介入會員與其所工作的公司間的爭拗。


然而不得不提及香港來說較為成熟、議價能力大的工會是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去年聖?節之前，工會抗議國泰加薪只有2%而高調聲言考慮會以罷工回應，最後在維持2%加幅下，國泰改善了「?命更」的安排，並達成5點共識。由始至終工會也沒有罷工，只是借助傳媒將訴求聲音擴大，迫使國泰走到談判桌，雙方以真正務實的態度解決問題，最終達成共識之餘，亦沒有對乘客帶來任何影響。當然，工作性質和所用有的策略亦是成功的最大因素，宋立功說：「由於他們（空中服務員）的位置和技術程度比較高，好難有人代替，所以議價能力比較大。」還有一點宋立功提到的是，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策略將罷工時間打算定在聖?旺季期間，增加談判籌碼，相反今次碼頭罷工開始在3月尾距離旺季的5月仍有一段時間，讓資方初時採取觀望態度，不積極解決事件。


成熟工會模型的反思

將眼界放到國際上，能夠透視工會正反兩面的例子，正如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亦是美國最大的工會。


UAW不僅會員眾多，而且資金雄厚的罷工基金數以億美元計，能維持以月計的罷工，如進行罷工，絕對有能力讓整個美國汽車工業陷入癱瘓。2007年，通用汽車就發動全國性罷工，成功迫使通用汽車不得不簽署代價高昂的勞資協議。事件導致當年美國汽車工人時薪值55美元（含福利），比在美設廠的日本汽車企業高出25美元，最終加劇支撐美國經濟的汽車工業崩潰，美國3大汽車製造商清盤。因此龐大的工會組織猶如一頭猛獸，當牠「溫純」的時候確實是保障工人的最佳守護者；但如果牠座大且失控，就有可能損人害己。另外，工會收入主要來自會員工資的百分比為獻金，變成工人是工會的老闆，而工作就是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有人指這會對工人造成偏頗，不合理地為工人爭取權益和福利，導致資方傾向以機械代替人手，或將生產工序遷移國外，到頭來反而損害工人利益。


雖然這只是外國工會的情況，各地區的工會生態亦會因應所在地的社會、政治、市民思維等因素而有別，但作為爭取工人權益聲音愈來愈大的香港，外國工會模式實在有參考和研究價值。


外判的權責矛盾

「外判只是外判了工作，而非外判了責任。」時事評論員李振超在4月7日在《城市論壇》節目中說：「HIT、外判商和工人之間是合作伙伴，如果工人不上班，不只影響外判商這麼簡單，還會影響HIT，所以責任是不能外判的。」外判制度是自由經濟的產物，以合約形式進行，但從是次罷工事件所折射出來的，是其關係難以界定是「伙伴關係」、「從屬關係」，還是除了金錢之外沒有關係。初時HIT與和黃聲言這是外判商與工人之間的瓜葛，與他們無關，其後卻高姿態發聲明、在報章撰文、向傳媒講話批評職工盟和李卓人，並且如宋立功所說：「HIT那邊都說要改善，同意食飯時候由吊機下來，再用車載，其實間接承認是有這些問題存在。」可見其實又好像關HIT事。總括而言，外判制度帶來權責不清，一時可作為資方的盾牌；一時有又能像利矛般向工會攻擊，矛盾之處可想而知，亦是需要深化討論的問題。


政府的管治考驗

罷工開始不久，HIT董事總經理已經說罷工導致公司每天損失500萬元，而且踏入5月是海運物業的高峰期，極需熟練的碼頭工人操作機械，以保運作暢順，為何HIT與和黃不能像國泰那次工潮一樣，積極與罷工工友談判和讓步？答案很顯，「我想他（李嘉誠）擔憂的，包括他的大兒子，」成名解釋說：「擔憂如果今次讓步，其他數以萬計的員工也會仿傚，整體來說輸得更慘。」所以和黃所懼怕的不是區區幾百名罷工工友，而是讓步後，潛在數以十萬計為他打工的員工。


成名和宋立功皆認為，政府的態度在擴大罷工影響中是難辭其咎的，成名說：「我們有合理的期望他們（政府）會捍?普世價值，包括發展水平要求下工人起碼的尊嚴。」罷工所引發的控訴不只是工資過低，亦是道德、公義、尊嚴的莫視，而且就宋立功所述，國泰每一次工潮都是出動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陸慧玲作調解，相反是次罷工開始時只派出幾位職級較低的職員「嘗試」調解。「說明政府從一開始都覺得現正淡季，不用太緊張，讓雙方先碰一碰」宋立功認為：「職工盟李卓人你惹不起，霍建寧你更加惹不起。這樣就出事了。」加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低調回應事件；特首梁振英多次不回應記者的提問；涉及物流事務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彷如置諸道外；連《東張西望》亦被批偏頗，成名說：「你看到是有政治的壓力和商業壓力雙管齊下，令到一個主要的免費電視台偏幫資方、偏幫左派工會，對伸張工人的公義是不利的，只會助長壓迫工人。」


有輿論指是次罷工過於政治化，但無論是剛剛調整了的最低工資，還是呼聲日高的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皆是經過社會諮詢、立法會通過、正式立法實施的過程，因此保障勞工，正正要從政治、行政方面入手。然而從今次事件中可見，在勞資對立的情況下，政府看似因為與商界千絲萬縷的關係而不敢輕舉妄動，愛理不理的態度亦失去市民的信心。夾在「順得哥情失嫂意」的夾縫中間，政府如何表現出優秀的管治藝術，而非「偽術」，無疑是於「霸權」操控下，如何回應日益升溫的工運力量的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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